初见赵海洋的时候，他一边躺在病床上抽烟一边“哎哟哟”的叫唤，床头柜上的手机开着最大音量放着“成都”，音乐和他的“哎哟哟”构成了一种恼人的平衡。他看起来并不在乎医院的规章制度，因为他“疼的要死”。
“本来花不了这么多”
赵海洋是四月九号入的院。那天，他准备上屋顶，给自己大着肚子的老婆和即将出生的儿子修太阳能热水器。没曾想，在他马上就要窜上屋顶的时候，梯子滑了下来。
这一滑，不光滑出了一个右脚腕的粉碎性骨折，还滑走了这个大巴车司机迎来第二个儿子的欣喜和对生活的希望。从他被紧急送到医院到记者采访时，他已经在骨科病房里躺了半个月，他目睹了他的病友一个个出了进进了出，他的右脚被打上了三块钢板和二十多个钢钉，他没能见证自己儿子的出生，而且他已经给自己的脚腕花了十四万。
但是更让赵海洋不平衡的是，他觉得自己“本来花不了这么多。”
四月八号，北京市全面实施《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新医改取消了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并分级设立医事服务费。同时，有升有降地调整435项医疗服务价格。而四月九日住院的赵海洋，成为了新医改的第一批“体验者”。
“挂号费贵了，住院费贵了，护理费贵了，连手术费也贵了。摊上这医改也算是倒了血霉了。”赵海洋对着记者抱怨道。
赵海洋这话没说错：医改之后，北京的普通床位费从28元涨到了50元，二级护理费从7元涨到了26元，而以前的普通门诊挂号费只需要5元，现在的“医事服务费”——赵海洋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却变成了50元。
对于相关的医疗费用增高的情况，北京市卫计委的负责人曾表示，相关费用实际上是“一升两降”，上调床位、护理、一般治疗、手术、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项目价格，通过配套取消药品加成和药品阳光采购降低了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在20%左右。根据测算，调整后患者费用总体负担水平没有增加。而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也明确指出，医事服务费纳入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50元的医事服务费，居民只需自费十元。
然而，赵海洋没有北京医保。
赵海洋算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他老家在河北，为了生计，来到北京开大巴车。这两年工作稳定下来，便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了过来，还怀上了第二个娃。可谁也没想到，悲剧发生的这么突然。
现在，赵海洋只能通过异地医保报销药费，而其他费用只能自己承担。不幸的是，赵海洋自费的部分恰好是医改涨价的大头。沉重的医疗负担让这个家庭阴云密布，而赵海洋也面临被公司开除的风险。他现在唯一能期待的，就是早日出院，尽早减轻医疗费用的负担。
换药的负担
然而，即使是出院后，赵海洋也会面临着问题：换药的负担。
偌大的北京城，类似与赵海洋掉下梯子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更不用说头痛发热这些小的常见病了。也正是由于这样，三级大医院的挂号厅从来都是拥挤不堪。北京医改的一大解决措施，就是不断增加社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试图用鼓励“分级医疗”的办法来让常见病、慢性病与简单医疗处理手段就近就医，以此缓解大医院就医难的问题。
可是，即使是改革之后，三级医院民航总医院的骨科换药室前，仍然总是坐满了前来换药的人。而且医改之后，前来换药的患者抱怨的声音也逐渐响起来。
家住北京的李先生四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手部的手术，医生叮嘱他拆线之前需要三天换一次药。可是虽然有医保，李先生还是对医改后医事服务费增长颇有微词。
“以前挂号就几块钱，现在倒好，涨成几十了。”李先生对记者说。
而当记者提出当有医保时普通门诊只需要花十块钱时，李先生则表示，自己当初看病挂的就是专家号，“复诊也挂当时的大夫心里比较踏实。”然而，新医改为了推进分级诊疗，将专家号的价格调高，但报销比例固定为40元。如果要挂知名专家号，即使有医疗保险每次也要付60元。换做以前，专家号报销之后只需要几块钱。
患者们也普遍表示，在大医院做了手术，就要在大医院换药，去小诊所换药“不现实”。而且，去医院换药大多顺带着复诊，大多数人会选择让自己的主治大夫看一看伤口的恢复情况，而主治大夫在出院时也明确告知病人自己的坐诊时间并推荐患者直接找自己换药。
而取药的患者也反映，“感觉取一个药也要挂个号，不值”。
当记者问为什么取药不去基层医疗机构时，则得到了“基层机构没多少药”的回答。
“实际上换药室的护士跟小诊所也没差，其实就是图个心里安稳。”李先生说。
可是心里安稳了，兜里的钱却少了。尤其是对于“赵海洋”们，一下子涨了十倍的基础医疗费用会立即成为大负担。
被牺牲的利益
夏勇医生正在给一位患者检查。挺着腰简单地问了患者几个问题之后，他以一声洪亮而短促的“好”字做了结尾，然后简单总结了病情，用带有一点命令色彩的“去吧”将患者请出诊室。用患者的话说，夏医生“干练，没有废话”。这位1994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的医生，在患者中颇受好评。
然而与旁边排着长队的骨科十诊室不同，当天这位副主任医师的骨科二诊室却显得有点冷清。来找夏医生的患者大多都是来复诊的。而记者也没有发现夏医生有挂不上号的时候。
这并不意味着夏医生不忙——作为副主任医师，他每天平均有两台手术，其中不乏一些耗时长达十几小时的大手术。而骨科医生“干的是体力活”，他也要经常健身来保证体能。
然而当谈到医改之后对他工作的影响时，他显得有些低沉。夏医生委婉地表示，这对他的收入“或多或少有一定影响”。
谈到收入，夏医生显得有些顾虑。
记者渴望了解夏医生的收入情况，是由于北京新医改的一个小目标。北京医改，是希望通过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等方式，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逐步破除以药补医，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的。
北京市卫计委药械处处长岳小林透露， 药品阳光采购平台将实现药品采购价格平均下降8%，加上取消15%的药品加成，这意味着，除已经试行取消药品加成的试点医院和基层已经取消加成的国家基本药物外，全市其他参与医改的医院及基层非国家基本药物，其药品价格总体预计将下降20%。此举，被普遍解读为国家要断了“以药养医”这条医生的财路，而用医事服务费等取而代之。
然而，夏医生虽然对医事服务费的设置表示认可，但也表示医生的待遇到现在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他委婉地表示，自己“不清楚医事服务费的去向”。
根据医脉通5月8日发布的小样本调查显示，46.3%的医生反应自己科室的收入减少。而在这之中，有37.9%的医生表示科室收入减少的原因是由于药品收入减少，21.1%的医生认为是由于检查费用减少，甚至有7.4%的医生反映门诊医事费用减少。而参与调研的医生中，有61.1%的医生反映自己的收入下降了，仅有1.1%的医生认为自己的收入增加。有44.7%的医生反映医院在医事服务费中的分成占比81%以上。
谈着谈着，夏医生不自觉地将话题引向了教育方面。一谈起教育，夏医生一改之前的惜字如金，变得健谈起来。
“医生收入如果上不去，很难吸引真正的精英投身医疗行业。”夏医生直爽地说。“现在都在说不要学医不要学医，一是学医培养周期太长了，二是学医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就像有的微博网友所说：“短期看北京医改还是靠牺牲一线救护人员的利益来降低医药综合费用的”
“医生不好当啊！”夏医生叹了一口长气。
赵海洋与病友聊天的时候，喜欢埋怨医生。他给医生起了好几个外号，他管两个胖医生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在他看来，医生“不给开止痛药”，也“不给开好药”，还“把我的钱都揣自己兜里去了”。
而夏勇也表示：“相比于医生的付出，50元的挂号费真的不算多。”
似乎没有人真正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