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来到休息室的嘉宾中，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刘江走的是最慢的。他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穿过拥挤的人群，显得很从容。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他的慢条斯理并不是出于性格，而是由于他的腿。他伸出腿时动作僵直而缓慢，就像一根不会弯曲的木棒硬生生地杵在了地上。
这两条僵硬的腿，正是索马里给刘江留下的伴随一生的纪念品。
一
1993年1月20日傍晚，刘江结束了一天的采访，返回旅馆，同行的还有他在索马里的司机和保镖。6时20分，在他们距离旅馆仅有300米的地方，一辆白色的轿车猛然刹车，截住了他们的去路，4扇车门同时打开，4名端着自动步枪的歹徒一跃而出，向刘江所在的车子包抄过来。
“我只听到右边一声闷响，顿时感到双腿一震，低头看时，右膝盖上方不到两寸的地方已被子弹‘犁’开了一道深沟，左膝附近也在汩汩冒血，左腿已不听使唤稍微一动，里面就疼痛，我明白准是骨头打碎了。”刘江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一个背着长枪的歹徒正坐在驾驶位上，准备启动汽车，就在汽车似开非开之际，我用右手拧开车门，右腿猛一使劲，向车外滚去。”
刘江坐在地上，目送着歹徒驾车扬长而去，随后，他被送往当地医院，几天后被紧急送回祖国。
歹徒手中的枪，夺走了索马里司机的生命，并贯穿了刘江的双腿。虽然经过紧急抢救保住了双腿，但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终生的遗憾。袭击发生前不久，刘江刚刚过完四十一岁的生日。
二
事实上，刘江并不是被指派去索马里的——时任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负责人的刘江是主动请缨前往战火纷飞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
受到内战的影响，彼时的摩加迪沙，早已成为“满目疮痍的废都”，“险情四伏的枪匪城”。刘江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堆堆残垣断壁，大街上僵卧着坦克和汽车的残骸”，而且“几乎家家都有枪，有枪就能当草头王”。
即便条件险恶，刘江依然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工作。1992年12月18日至1993年1月21日，他三赴索马里，在一个月内单枪匹马地采写了30多条中英文消息，并对索马里内战两大派领导人进行了专访，反映索马里灾民困境的通讯《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还被评为1992年年度新华社优秀新闻。
然而不幸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发生了。
三
刘江负伤的消息一传到北京,新华社整个指挥系统就高速运转起来。当时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副社长庞炳庵、总编辑南振中等指示迅速查明为情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给予支援。
而刘江本人又是什么想法呢？在刘江的书中，他这样写道：
“深灰色的运输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它在滑动，它在加速，它在展翼，它在冲向碧蓝的天空；我的思绪也随之冉冉升腾，飞向那无垠的苍穹……
“摩加迪沙，古称‘哈玛’，索马里语的意思是‘赤红色’。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摩加迪沙城为何遍地赤红——因为旱魔、饥馑和内战把无数平民的鲜血变成了廉价的涂料，用它染透了这块多灾多难的大地。如今，又一个外国人把他无辜的鲜血滴落在这块他为之怜惜而哭泣的土地上……
“但愿这片用热血和泪水灌溉过的土地，今后不再长出仇杀、抢劫和内战的毒果，而是开放出和平、团结、繁荣和进步的花朵。”
这位刚刚与死神打了个照面的战地记者，仿佛内心丝毫没有惧意。即使身负重伤，他仍在担心索马里人民的命运。
四
24年后，当65岁的刘江再次谈论起这件事时，他的语气仍然没有任何后悔或是后怕，而是带有着满满的自豪感。
“事实上我并没有在受了伤以后觉得新闻不能干了，太危险了，反而这恰恰是做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刘江对记者说道。
“这件事让我相信，中国的记者，特别是战地记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论坛上，谈到这次的主题“专业主义”时，刘江做了这样的阐释，“理想主义是专业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专业主义记者一定是充满人性关怀的”。
一番演讲之后，刘江缓步向右前行，准备往台下走，在他身后，“专业主义”四个蓝色的大字在白底的海报上明晃晃的闪着。
一瞬间，刘江与身后的“专业主义”相互辉映，就好像电视广告里的明星代言人一样。